希腊精神
崇尚理性
希腊的标志——理性，是诞生于以宗教信仰和神秘迷信为主旨的世界中的一股崭新的力量。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西方与东方会合了；西方的特征，即对于理性的偏重和东方的神秘传统结合起来。心智的澄明补以精神的力量，这种结合对创造性活动产生了巨大推动。只要我们探究一下希腊诞生之前世界的情形，就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在埃及，人们注意的中心是死去的人。死亡是它最切近，最熟悉的东西。埃及遗留下来的不可胜数的以死亡为主题的艺术作品最好地说明了这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对埃及人来说，永恒的实在的世界，不是他们身处的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世界，而是他们随时都会通过死亡之门到达的那个世界。
埃及的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人生的苦难。普通人的心血和生命从来都被认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在埃及和尼尼微，一如在当今的印度和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比人命更不值钱了。甚至一般殷实富裕的人家、达官显贵的人也不免终日揣揣不安。一个埃及显贵的墓志铭记载了他因一生未遭地方官员的鞭打而受人羡慕。任何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完全取决于口含天宪的君主的一时兴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在此世中看不到任何获得幸福的希望，便本能地在彼世中寻求慰籍。人们毕生追求的安宁、和平和欢乐只有在死后的冥世才可能得到。相比之下，他们对现世的生活没有留恋之情。脑力和思辨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帮助，心怀恐惧、饱受苦难的人们不会去寻求理性的帮助。他们本能的从外界现实退却。埃及的僧侣势力宣扬死亡、贬低理性，更极大地推动了老百姓的这种倾向。
在希腊之前，思想领域的控制权掌握在僧侣们的手中。他们作为知识阶层而权倾朝野，甚至连国王都受制于他们。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结构虽然最初可能是有一些非常杰出的人物建立起来的，但随着他们势力的日益强大，对他们不利的想法都被打入冷宫，所以这些僧侣很快变成了可悲的知识分子，只会墨守前辈探索者的成果，再不去自由的思考。
其必然后果是，他们所知道一切知识都只限于这个组织之内的人知道。因为教导人们学会自己思考，无异于摧毁他们自己权力的根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必要掌握知识，因为无知即是敬畏，而在黑暗未知的秘境中没有能独自找到他们的道路。他们必定要一个权威的人来指引，僧侣的权力正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神秘和制造神秘的人互为因果，从而相互促进。僧侣的权力依靠物质所产生的神秘，他们又尽力使这种神秘更加神秘，并压制所有想探求这种神秘的行动。理性在古代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有一个绝对的最高权威分配的。它同样也以无可争辩的绝对性限定了思想和艺术的范围。
在这种专制和神秘构筑的苦难世界中，东方人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忍受那些本来无可忍受的事情，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在不懈地追求这种方法，并情愿按照这种方法行事。那就是，真理理念和外部世界已经完全隔离开来，所有外物都是虚幻的，真理就是内心的意向。在这种世界中，理性的思辨和明细的观察毫无意义，既然除了神灵之外一切都是虚幻，那么再去关心比幻影更加不及的外物就是愚蠢之极的举动了。
虽然希腊土地贫瘠，冬季寒风凌厉，随处悬崖壁立，即使身体强健的人也不得不为了裹腹而辛勤劳作。可是，他们却在简朴的生活中享受着快乐。在希腊，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赛马、赛船、摔跤、接力，戏剧比赛、音乐比赛。比赛如此之多，甚至我们将其罗列出来会让人感到厌烦。比赛对所有的希腊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比赛时甚至要以神的名义宣布停战，以便让所有的希腊人都可以毫无顾虑地、安全地参加比赛。一个奥林匹克赛会的优胜者甚至要比凯旋的将军享有更高的荣誉。游行、献祭、盛筵，还有伟大的诗人写下的颂歌，包围着一次一次的优胜者们。埃及的祭司就曾对伟大的梭伦说：“梭伦，梭伦，你们希腊人都是些孩子。”在埃及，我们看到的是坟墓；在希腊，我们看到的是剧院。总之，快乐地生活，认识到世界的美好和生于其中的无限乐趣，是希腊人与其他社会迥然不同的地方。
《波斯人》是埃斯库罗斯为庆祝雅典人取得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而写的。剧中一些地方表明了希腊和东方人之间的一些重要差异。波斯人禀告他们的国王说希腊人都是自由人，他们参加战斗是为了保卫他们所珍视的东西。国王问道，“他们没有主人吗？”答曰：“没有”。
在自由而快乐的生活中，希腊人开始独立思考。祭司在希腊社会中从来没有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伊里亚特》中祭司命令释放一名俘虏以便平息神的怒火，从而制止正在发生的瘟疫，出于害怕瘟疫，人们才勉强执行了他的命令。在人与神共同参加的特洛伊战争中，人与神之间没有居间调停者。《阿加门农》一剧中，埃斯库罗斯写道：
预言何曾给人
带来好消息
先知做法的时候
念念有词
总是发出不祥的预言
使我们害怕
这些对宗教人士的入骨批评，是当着众人的面宣讲的，而那些主要的祭司们应该就坐在前排，尽管如此，使人得到的不是反对的声音而是人们所能给予的最高形式的赞赏。祭司的权力又非常严格的限定。希腊有很多祭司，也有很多祭坛和庙宇，当公众面临危难的时候，如果有人蔑视宗教仪式，甚至在雅典也会引起迷信，触犯众怒，但是，祭司的地位是在幕后的。他们所有的只是他们的庙宇和庙宇中的宗教仪式，再也没有其他的什么了。
神谕在希腊，尤其是在德尔斐，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流传到现在的希腊神谕性的格言却没有任何我们熟悉的那种宗教色彩。当波斯人入侵希腊的时候，雅典人去向德尔斐的女祭司求计问策，女祭司没有向他们索取贡献，而是教导他们用木船来保护自己。富庶的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派人带着丰厚的捐献到德尔斐去询问他能否战胜波斯，可祭司没有因为他的厚礼而给他好兆头，战争将消灭一个帝国。这个模棱两可的预言显得毫无偏私。德尔斐神殿上的警言和希腊之外任何其他圣地的铭文都截然不同。其一是“认识你自己”，其二是“凡事勿过度”。这是全然不同的一种风格。许多源于希腊语的现代词汇也表达了古希腊的特色。“学校”源于希腊语中的“闲暇”。“哲学”源于希腊语的“爱好智慧”，而医生被称为“物理家”（physicians）。
苏格拉底的悲剧命运不能构成对雅典思想自由的否定。苏格拉底已经年近古稀，他一生都在说自己想说的话。他被控诉的时候，雅典刚刚遭受了一次惨痛的失败，正处于危难之中；而且还刚刚经受了一次政变，政变中失势的“三十僭主”中就有不少深受苏格拉底影响的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位叫亚西比德的青年将领因自己的操守而让雅典人痛恨不已，而苏格拉底同他也关系密切。苏格拉底所受的迫害是国家和民众危难和恐慌之中做出的决定，这样的决定是法庭审理的结果。苏格拉底之后，他的学生柏拉图以他的名义继续执教，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从者甚众，声誉日隆。
柏拉图有一次谈到国家之间的不同点的时候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只喜欢金钱，我们的特点则是我们热爱知识”。圣路加说：“雅典人和旅居雅典的异乡人，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谈论或者倾听新鲜事情上。”奔走于小亚细亚海岸的圣保罗曾遭到暴徒袭击，然后被关在监狱中并遭到毒打。在雅典“他们把他带到最高法官面前”，而法官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知道你这种新教义的内容是什么？”
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思想在希腊人那里珠联璧合。对他们来说，精神世界不是自然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而是与他们所知的这个世界毫无二致的。美和理性在其中同时显现。他们发现精神的结论和理性的结论并不是相互冲突的。
柏拉图在死前最后一次和朋友的谈话非常准确地说明了希腊是怎样用理智来控制情感的。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来陪伴他度过生命最后片刻的朋友们谈起了灵魂的不朽。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苏格拉底失去平静的判断和冷静的思考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我们看到的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
此刻我很清楚，我没有一个追求知识的人应有的脾性；像平常人一样，我只不过是一个好争之徒。一个好争之徒在争论的时候对问题的正确与否一概不管，他急于做的只是说服他的听众。此刻我和着众人唯一的不同仅仅是——他想使他的听众相信他所说的都是正确的，我想说服的是我自己；说服我的听众对于我来说是次要的。你们看看我必须要怎么做。因为如果我说的是正确的，我必须要相信我所说的；如果人死后万事皆休，那么我仍旧应该在我有生的这片刻使我的朋友摆脱痛苦，我的无知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害处。这就是我讨论这个问题的精神状态。我请你们思考的是真理而不是苏格拉底。如果你们相信我是在说实话，那么请相信我；如果不是，那么请你们尽全力反对我，以免让我故意地欺骗了你们同时也欺骗了我自己，使我像蜜蜂一样在临死之前把毒刺刺进了你们的身体。现在我们开始吧。
理性追求是希腊文化的重要精神。希腊人培养思想，使自己不受制于热情、迷信及恐惧，而且从沉思和领悟中追寻人类生活里所可获得的最平凡的幸福。 贤哲的人，而非勇士或圣徒，乃希腊人生命的顶点和极致。德谟克利特曾说：“我宁愿（在几何学上）发现一项证明，而不要波斯的王座。”在希腊的科学、哲学等著作中，我们到处可以呼吸到一种宁静的沉思的空气。希腊理性精神的深入就是彻底地反思和怀疑，上天入地地追寻事物的终极真理。苏格拉底之承认自己无知而又彻底地求真知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西方。古希腊人在似乎杂乱无章的世界中发现了逻各斯（即规律），并提出各种关于逻各斯的假定———“是”，然后让这个假定的所有细节在所有的层次上经受自己和别人的置疑，以考验这个假设是否是“真是”。这种彻底求真的精神终于孕育出了西方科学。 “直至近代，人类从没有如希腊人那样精密而又充满热情地研究自然界。”
理性又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在数学理性、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方面，希腊人都有所发展，但又有所侧重。
数学理性的萌芽产生于毕达哥拉斯学派。“靠博学和相当的技术形成他的智慧” ，毕达哥拉斯与他的追随者们最早把数学的抽象观念提高到了突出的地位。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数及数的和谐乃万物本源。“实在的东西”是自然界存在的数学和谐，任何物的最终结构或最终存在就是它的数学形式，“数是人类思想的向导和主人，没有它的力量，万物都处于昏暗混乱之中”。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第一次从自然哲学的角度，通过对万物构成的研究，通过对世界结构的认识，明确的提出了“宇宙是一种几何结构的概念”。正是由于毕达哥拉斯学派首次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后来才在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得到了物理的表述。正是由于毕达哥拉斯提出了点、线、面、体的概念，才导致了后来数学的分化及欧式几何体系的问世。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近代具有深远影响。实际上，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们满脑子都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精神。哥白尼和开普勒十分强调太阳中心说的数学上的和谐性和简单性，以为这就是太阳中心说所以是真理的最好证据。伽利略的宣言也是那么的掷地有声：“哲学写在这部宏伟的书（我指的是宇宙）中，这部书始终对我们开放着，但它很费解，除非人们首先学会理解这部书所使用的语言和解释这部书所使用的文字。它是用数学语言写的，它的文字是三角形、圆以及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图形，人们甚至根本不可能理解这部书中的一个词。”数学理性的产生发展使人们对自然界的把握从定性理解转为定量描述成为可能。
逻辑理性是由诡辩派（智者派）所诱发的，由亚里士多德所奠基的。在希腊早期，泰勒斯等人往往从可观察到的现象，例如“水”、“火”等，直接跳到本体论的高度去解释世界的本原和变化。这种解释方式的方法是类比，因而是直观的思辨。到了古希腊的后期，理性抽象和逻辑方法的发展及其相互结合，为寻求事物和过程背后的本质和原因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大大增强了自然哲学的地位和解释能力。尤其在形式上确凿无疑的形式逻辑及其三段论法的创立人亚里士多德那里，逻辑学和柏拉图的理念直接汇合，构成了逻辑理性的解释方式。在这种解释方式中，通常的研究路线是从对于我们来说是较为易知的和明白的东西进到对自然来说是较为明白和易知的东西。而根本的原则是用逻辑的方法寻求理性上可靠的解释。正是凭借着逻辑理性，亚里士多德在不作实验的情况下，构造了包罗万象的“物理学”，有恃无恐地对小到原子、大到整个宇宙的几乎所有经验可及的现象做了全面的解释。
另外，几何研究和逻辑研究的结合，是古希腊逻辑理性发展的一大特点。一方面，几何学赋予了逻辑学研究以“纯形式”和“证明系统”的思想，是古希腊人对逻辑推理规则的研究很快就跃出了论辩本身，专门就抽象形式的方面展开讨论。正如克莱因所说的：“希腊人在搞出正确的数学推理规律时就已奠立了逻辑的基础，但要等到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者才能把这些规律典范化和系统化，使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另一方面，逻辑学赋予了几何学研究以演绎的构造，完善了几何证明的推理工具，即“希腊人对数学的最重大贡献是坚持一切数学结果必须用演绎法推出”。正因为如此，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创立半个多世纪以后，欧几里德将各个孤立的几何证明系统发展成统一的公理化体系，成了亚里士多德理想的践行人。不管欧几里德几何学这座科学宫殿多么富丽堂皇，其结构却很简单，全部结论都是从少数公理经过演绎而来的，是逻辑理性的成功运用。逻辑研究和几何研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理性思维创造出系统而有效的形式工具。
实验理性在古希腊的代表人物当属叙拉古的阿基米德。“他的工作比任何别的希腊人的工作都更具有把数学和实验研究结合起来的真正现代精神。在结合的时候，只解决一定的有限的问题，提出假说只是为了求得它们逻辑推论，这种推论最初是用演绎方法求得的，然后又用观察或实验方法加以检验。”杠杆原理和以他名字命名的浮力原理即“阿基米德原理”是他举世公认的科学成就，分别构成了刚体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基础。注重实验、注重技术、注重应用是阿基米德科学活动的特点。天文学家托勒密在研究光的折射规律是也体现了注重实验的精神。近代的达芬奇是阿基米德的崇拜者，伽利略则以阿基米德的继承人自居。不过总体来说，希腊人对实验理性和工艺技术并不重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开始第一句就说：“求知是人类的天性”。后文又解释说：人们是由于惊异而产生爱好智慧（即哲学的原意）的心情。他们先是对眼前的事物感到惊异，逐渐对那些比较深奥的问题如日月星辰以及宇宙的产生感到困惑，自觉无知，因而要去研究它们，以避免无知。显然，他们追求知识，不是为了眼前使用的目的。
西方的科学最早并不是希腊人开创的，他们的几何学学习于埃及，天文学受益于巴比伦。但在那些地方，科学仅有实用的意义，埃及只是知道用几何方法丈量土地，他们能够用绳子拉成3、4、5单位的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但由此得出普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却是希腊人毕达哥拉斯。古代巴比伦对于许多天文现象如星球和其后的变化、日食和月食等等都留下了长期的记载，但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正是希腊人对这些感到惊异，要问一个为什么，努力去探求它们的原因。希腊人出于惊异，遇到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寻根究底地追问它的原因。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有一句名言：“我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他所提出的原子论，在当时看来，一丝一毫实用的价值也没有，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在希腊思想中，知识占有最高的位置。Sophia（智慧）被列入美德，而且居所有道德范畴的首位。“哲学家”（Philosopher）是爱好智慧的人，“智者”（sophists）就是传授智慧的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人归之于“仁”，有人归之于“礼”，但是没有人归之于“智”。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以寻求知识为目标。
柏拉图早期的对话中有几篇是讨论道德问题的，比如讨论什么是节制，什么是勇敢。在讨论勇敢时，柏拉图承认勇敢是一种知识，只有懂得产生恐惧和胆量的原因，才能有真正的勇敢。医生有知识，却不一定勇敢，而勇敢的狮子并没有理性。有思考的勇敢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大部分人的勇敢只是鲁莽而已。凡是不知道如何勇敢的人，只能胆大鲁莽，并不是真正的勇敢，没有知识而胆大的人只能说是疯狂。道德上的善和恶，就是为了求得幸福、快乐，避免痛苦；可是有些使人感到快乐的事情，比如纵欲，并不是真正的幸福；而有些使人感到痛苦的事情，比如医生的治疗和服药，却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所以，一切道德行为都要由智慧来把握，加以指导。这样，知识就被置于所有道德之首，甚至可以说是被置于道德之上，是比一般道德更高一个层次的东西。这就是理性主义的伦理观，在西方伦理思想中占主要的地位。
柏拉图也认为相当于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应当属于统治者的道德；勇敢则相当于意志部分，属于武士的道德；节制相当于情欲部分，属于被统治者的道德；只有社会上这三部分都克尽自己的道德，才是正义的，这就是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家。这表明，他还是认为智慧应该居于统治地位，所以主张由哲学家为王。亚里士多德认为，诸种道德范畴都都有对立的两段，比如勇敢和怯懦、纵欲和寡欲、奢侈和吝啬，正确的道德就是要在两端找到合适的度量，而这只能靠智慧和理性来进行。将知识摆到如此崇高的地位，是造成古希腊科学精神发展的重要原因。
热爱自由
古希腊的另一重要精神是自由。希腊人最先于其他民族争取到了自由民的身份。争取自由到真正地拥有自由，这当中有苦难，有抗争，然而更有自豪。即使在城邦瓦解后，古希腊人仍坚守自由，此时他们的家园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他们天赐的不可能被任何人夺走的自由。城邦会被外敌侵占、践踏、掠夺、毁灭，家族会瓦解，但这个在个体心中的家园，只要人们自己不遗弃之，就无人能夺走；只要人们不辍耕耘它，就有丰收的希望；只要人们把这最后的家园看得比肉体还重要，就能为之牺牲生命。古希腊人所享有和珍视的自由在古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人类的奇迹。正是这种稀有的自由，使人有了独立性，依靠自己，直面严酷的自然和人生。古希腊人的心灵生活充满了英雄式的精神挣扎和求索，这导致了古希腊在文学、科学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直到今天，自由仍然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摇篮和前提。自由观念的深入人心，也使尊重个体、发展个体成为神圣不可动摇的信念，民主于是确立。现代文明愈发展，我们愈能感受到自由恩赐之大。
希腊人的最高人文理念是自由。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自由的话，那么他就只能是奴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高贵的人。那么怎么样才能使他懂得“自由”呢？希腊人认为只有学习一门叫做“科学”的知识，才能进入自由的境界。而科学，在他们看来也就是所谓自由的学问。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希腊科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纯粹的非功利的。
注重人文
希腊人文精神诞生于希腊智者文化哲学的土壤之中。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希腊哲学发生了所谓“人类学的转向”。这种转向是以智者运动为标志的。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指出,以智者运动为标志,“希腊科学从本质上说,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力和意志力；与此同时它也就丧失了它的纯理论品格，获得了占绝对优势的实践意义。”
如果说早期自然哲学是以“physis”(自然、本性)为研究对象的话，那么智者文化哲学便是以文化 (culture)为研究对象。在这里，文化主要表现为“nomos”,以及人的本质与价值。智者学说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内容：①修辞学、论辩术与语言学；②关于伦理、法律、人神关系、城邦政制的社会学说和人生哲理；③关于physis(自然、本性)和nomos(风俗习惯、伦理规范、成文法律)关系的历史观；④哲学，即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高尔吉亚关于存在、思想、语言的三个命题。
在这些学说里，智者阐发了一种与前此科学理性精神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基本内容是追问nomos的合理性，具体表现为与科学理性精神相一致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道主义，以及与科学理性精神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
首先，追问nomos的合理性。nomos本来是指人们在社会共同体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到了智者时代，nomos便演变为如下几种涵义，即风俗习惯、传统惯例、伦理规范、成文法律、各种协议、条约、契约和章程等。它从如下几个方面同physis区分开来：不是因自然本性而形成的，而是由人们约定的，从而不是普遍有效的，而是只对协议各方有效；②不是由自然本身派生的内在的规定，而是由外在的主体即人制定的；③本身不会生灭变化,需要人对之作出变更。这样，nomos便是人为约定的、可以变更的、标准不一的。在智者运动中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其一是赞成nomos,，普罗泰戈拉；其二是反对nomos，如高尔吉亚。
其次，人类中心主义(或人道主义)。这主要体现在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个命题上。这个命题在西方因不同的翻译与不同的解释而引起了一系列繁琐的争论。在早期自然哲学把 “始基”当作解释万物的标准的背景下,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无疑是一种反自然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不过，在普罗泰戈拉时代，据考证还没有种、属、个体的区分，普罗泰戈拉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人类”与“个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因此他的这个命题本身就有导致价值相对主义的可能。在他那里，重要的不是寻找“万物的始基”，而是把人当作“万物的尺度”，重要的不是寻找事物的规律，而是寻找事物的价值，从而“人是万物的尺度”便可理解为“人是万物之价值的赋予者”。尽管这尺度或价值是否具有“合目的性”的涵义尚待考究，但他的这个命题已经为苏格拉底寻找“合目的性”或“善”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
最后，非理性主义。这主要体现在高尔吉亚关于存在、思想、语言的三个命题上。高尔吉亚的这三个命题(“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认识”、“即使有物存在，并且可以认识，但这认识也不可以加以传达”)实质上是借逻辑的分析消解“存在”，从而否定早期自然哲学那种试图凭“逻各斯”或“思”把握存在的基本精神。在他心目中，雄辩胜于事实，价值胜于真理，因为事物的实在并不是在于它的存在而是在于它的价值。因此，高尔吉亚的这三个命题诚然就消极的意义而言体现了一种怀疑主义的思想，但就积极的意义而言则是在倡导一种以“价值的判断”来代替“存在的判断”的新思想，即人本主义或文化哲学思想。非理性主义除了体现为高尔吉亚的怀疑主义之外，也体现为智者末流的诡辩主义。此外，普罗泰戈拉的价值相对主义也可以看作是非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因此，在智者运动中，非理性主义除了它的消极意义之外，本身恰恰是人文精神的表现。
总之，希腊人文精神是希腊智者把哲学研究的视野从对外在世界的理性探询转向对内在世界的理性探询的结果，或确切地说，它是希腊智者追问nomos的合理性，对人的存在与价值进行逻辑分析的结果。因此，这种人文精神既表现为一种与科学理性精神相一致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道主义，但又表现为，甚至主要表现为一种与科学理性精神相背离的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诡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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