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实的根基——奴隶制度

学界一般将发达的奴隶制视为希腊取得辉煌文化成就的经济根基。其论述可以分为两点。

其一，奴隶制经济创造了文化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文化艺术的繁荣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古代奴隶制是历史上第一个文明时代，而这个文明时代又是以千百万奴隶的沉重负担为代价的。奴隶的艰苦劳动和非人生活，提供了一部分人从事科学、文化和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大批工匠的生活来源当然要有整个社会来提供，因此它必须是富裕的。当时的雕刻作品采用多种材料，由黄金、白银、青铜、大理石等，而且规模大，数量多，这就要求采矿业、采石业、金属冶炼业都十分发达。而当时的希腊都使这些要求成为事实。像罗德岛伸高35米的青铜阿波罗神像、帕加马金玉合成的宙斯巨像等，没有繁荣的经济背景是不可能产生的。

其二，奴隶劳动不仅创造了希腊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而且相当一部分奴隶还直接参与了文化的创造。希腊有名的雅典卫城等许多大型建筑都是奴隶们参与建筑的。流传至今的《伊索寓言》相传就是一名叫伊索的奴隶所作的。修昔底德提到公元前413年，斯巴达人长期占领狄西里亚高地，他说，“雅典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他们失去了全部乡村，两万多奴隶逃亡，这些奴隶中大部分是有技术的工匠。”恩格斯说过：“只有奴隶制才能使农业和工业间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恩格斯的论述典型了表达了一些人强调奴隶制在希腊文化产生中具有重大作用的观点。

其实，如果说古希腊曾经有过发达的奴隶制的话，那么它对古希腊文化发展的真正作用不在于上述两点。奴隶劳动是为主人提供了财富，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古希腊，特别是其中文化较为发达的雅典，整个城邦的财富中有相当一部分十来源于奴隶劳动的。这些财富为作为主人的公民们提供了不事生产的机会，提供了从事文化创造的闲暇，奴隶制只是实现这种闲暇的方式之一而已，其他地区或民族的历史上，统治阶层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获取同样多、甚至更多地财富，能够同样地“游手好闲”，但是他们却没有用这种闲暇去进行文化创造，或者也创造了，但没有创造出可以与希腊人媲美的文化成就。埃及在古代地中海地区以富庶著称，他们有大量的剩余物资，希伯来人曾经到那里逃荒就食就是证明。即使是埃及的民众，一年中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闲暇，因为尼罗河涨水。但是，法老们所修建的不过是一座座高大的金字塔，一座座震撼人心的神庙，并没有人写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国古代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也能享受很多闲暇也同样创造了很辉煌的文化成就，但其基础缺不是奴隶制。任何一个社会都有部分闲暇人口，即凡勃伦所说的“有闲阶级”，但是却未必以奴隶制为根基。如果我们不能不能证明奴隶制比其它剥削制度更能为剥削者提供闲暇，我们就不能强调它是古希腊文化的基础。正如基托所说，奴隶制只不过是一个辅助引擎，对雅典社会有所帮助。但说它是雅典经济的支柱，那是严重的夸大其词，说它造就了雅典的社会氛围并使普通公民远离艰苦的劳作，那是荒谬的。”

奴隶制在古希腊文化史上的真正作用不是它为文化创造直接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不是奴隶直接参与了文化的创造，而是奴隶制的存在为希腊不少城邦，特别是雅典实现其城邦公民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从而间接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奴隶制在古希腊早已有之，但它此后却与希腊城邦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腊各邦通过一系列改革，最终废止了公民内部的债务奴隶制（其中以公元前594年梭伦在雅典颁布的“解负令”最为有名）。债奴制的废止，意味着任何公民都不能以自己的公民同胞为剥削和掠夺得对象，但是早期国家的本质就是一部分人掠夺、剥削和统治另一部分人，公民既然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他们必须要有统治的对象。于是，公民们便自然而然的把掠夺和剥削的矛头从族内转向族外，开始走上奴役外邦人的道路；通过暴力或商业手段，从异国他乡带回大量人口作为新的剥削对象。这是决定东西方传统分道扬镳的一个关键性转变，西方那种外向经济以及开放政治正是以这一转变为起点的。因为首先要获得源源不断的外邦奴隶，希腊人就再也离不开海外贸易，海上掠夺乃至暴力扩张这类手段了；其次，为了有效剥削和统治这些外邦人，希腊人不得不把政治权力开放给本国人。不可否认，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也剥削和奴役外邦人，但却以剥削和奴役本国人为主（长期存在着债务奴役制）。

希腊人能够成功地废止债务奴役制，其原因是，“殖民建邦”的特殊方式使债奴制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作为少数人的殖民者，为了维持对多数土著居民和其他外来人口的有效统治，他们内部的矛盾必须缓和到最低的限度，因此，统治阶级内部的债务奴役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海上殖民时期那种“同舟共济”的凝聚力已经把殖民者紧紧联结在一起，当他们再由外邦人可供奴役的情况下，债奴制就再也无法在殖民者当中盛行起来。殖民城邦这种社会关系通过贸易与征战等交流渠道，最终反馈到母邦中去，必然会引起母邦的社会变革。斯巴达就是缓和内部矛盾以便对付被征服者的一个典型例证，传说中的吕库古改革通过重新调整斯巴达的内部关系，强化了对于希洛人和皮里阿西人的统治。

正如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德圣克鲁阿所说，“奴隶制与民主制相辅相成（went hand in hand）。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划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外向型奴隶制的存在，使下层公民避免了沦为被剥削者的命运，从而有助于实现公民之间的团结和城邦的民主；公民团结与城邦民主又有效地维持了对外来奴隶的控制和盘剥。奴隶制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基础，奴隶制正是通过造就了有益于文化发展的政治氛围而成了古希腊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根基。

参考文献：

• 徐松岩：《古典时代雅典奴隶人数考》，载于《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 徐松岩：《关于希腊奴隶制的理论和实际》，载于《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
• 林中泽：《析古希腊奴隶制经济的外向型特征》，载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 基托：《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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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知识

古希腊奴隶制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