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氛围——民主政治
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了何种程度？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梭伦改革中奠定了基础，此后的克里斯梯尼又将其进一步扩大，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的声誉日隆，财力日旺，推行民主制度的基础更加坚实，其民主政治也是在这个时期发展到了古代历史条件下的最高峰。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希波战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公元前487年，执政官不再经过选举，而是像五百人会议成员那样抽签产生。虽然梭伦改革以来只准第一、二等级任执政官的限制仍然有效，但由众多候选人抽签决定任职终究意味着官职向更广泛的群众面扩散。到公元前457年，公民大会便决定可让第三等级公民任执政官，后来又扩大到第四等级，并一律由抽签产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到希波战争结束，雅典政治可说是已达到在古代奴隶制条件下最民主的程度。
当时担任雅典民主派领袖并执掌政权数十年的是伯里克利（公元前495—429年），故又称此时为“伯里克利时代”。他虽然出身名门望族，在第一等级中亦居首富之列，但他的家庭却和民主政治有密切联系：他的母亲是克利斯提尼的侄女，他从青年时就投身民主运动，他的老师和诤友是富于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斯，而提携他的政治家则是出身平民下层的厄菲阿尔特。在公元前461年厄氏被刺杀后，他便接任为民主派舵手，指导雅典政局直至逝世。伯里克利为人廉洁奉公、守正不阿，有眼光，善演说，具备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品格和气质。雅典在他领导之下达于极盛，因此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
雅典民主政治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各级官职向一切公民开放，并都以抽签方式产生。当然，抽签方法也依职位轻重而略有区别。执政官这类最高官职尚须各选区按比例提出一定数量的候选人，然后再从候选人中抽签决定，但候选资格已尽量放宽，无任何财产、等级、资历的限制。其他各级官职和五百人会议成员则在各选区从合格公民中直接抽签产生。当时希腊人的宗教思想仍很浓厚，他们相信抽签是天意所归，赋予它以一定的神圣意义，因此也更显得公平。尽管这种看法有点可笑，它实际上却为公民提供了在古代条件下最广泛也最平等的参政机会，公民的政治素质也大为提高。
其次，民主政治的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民众法庭握有充分的权力。特别是公民大会，这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公民都是大会成员，都有参加讨论发言和投票表决之权，它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即所有公民都直接参加握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据估计，当时公民大会每隔八九天便召开一次，讨论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粮食供应、国家债务、官员审核、惩罚和罢免；执政官抽签和十将军选举也在公民大会上进行。公民大会还曾允许任何公民就任何问题自由发言（无论违法与否），只要他在祭坛上放一橄榄枝表示请愿即可。当此民主政治鼎盛之际，雅典城邦任何公职人员，无论地位多高，皆不能离开公民大会而擅自决定任何政务大事。他们都处于公民大会和五百人会议的经常督察监视之下，若公民大会认为他有失职守，则无论其功勋威信多高，皆依法惩处，从罢官放逐直至处死。实际上所有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政治家都受过公民大会的责罚，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亦不例外。
第三，在公民大会和公民群众获得国家主权的同时，原有的氏族贵族势力则被铲除殆尽。贵族会议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力，只处理与宗教有关的事务。而且，由于贵族会议成员照例由卸任执政官终身担任，此时执政官已向一切公民开放，出身平民的公民也能通过担任执政官而在贵族会议据有席位，这个会议也逐渐变质。因此，总的说来，旧日的氏族贵族奴隶主不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贵族特权也烟消云散，这就是伯里克利津津乐道的“任职优先不属某一特殊阶级”。但这不等于上层奴隶主被赶出政治舞台，实际上雅典国家仍是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只不过取消了贵族左右政坛的特权，让工商业奴隶主得到掌权的机会，并将政权向广大公民开放而已。伯里克利是整个奴隶主阶级“最优秀”的代表，他仍属上层奴隶主，偏重代表工商业奴隶主。
第四，为担任公职和参加城邦政治活动的公民群众发给工资和补贴。按城邦旧制，公民担任公职是尽义务，一律不给工资，甚至要由自己负担有关开销（至于贵族当官以权谋私，借官发财则是另一回事），这种作法实际上使贫苦公民参政大受限制，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打破这个传统。伯里克利首先为担任民众法庭陪审员的公民发给每日生活补贴，颇得民心；遂加以推广，使五百人会议成员和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政府官员在执行公务时皆由国家提供膳费；后来发展到参加公民大会可领取津贴，甚至入场观看城邦组织的戏剧会演也可得“观剧津贴。”这为贫苦公民广泛参政提供经济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还有生活救济的作用。这种公薪制和补贴制最受第四等级欢迎，也使广大群众关心城邦收入而支持对外扩张掠夺。
综上所述，可见雅典民主政治在古代历史上确实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当然，民主政治总是有一定限度的。我们应注意：奴隶毫无权利可言；妇女皆不能参政，外邦人也无任何权利；雅典对内虽行民主，对外、特别是提洛同盟的盟邦却是极端专横残暴的；十将军始终保持选举制，连选连任，并不给薪俸，这就决定了贫穷公民很难当选将军。
民主政治对古希腊文化发展有何影响？
在民主政治下，雅典出现了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它尊重公民的独立人格，并保证和发展了公民的个性，这位从事精神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文化的发展有了一个广阔的天地。由于有了民主政治，文化事业在雅典能够受到国家和社会充分的重视，并且获得了繁荣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保证。同时，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的重要执政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乐于接近知识分子，热性文化事业并能采取积极发展文化事业的措施。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同时也开阔了雅典人的视野，并为文化的繁荣广罗了人才。
雅典民主政治的极盛时代一结束，雅典的文化就由繁荣的顶峰走向了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奴隶主贵族政治逐渐抬头，最后整个希腊走向了君主专制的道路，昔日雅典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了，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作的自由逐渐被专制主义所代替。政治上的变化带来了真格社会和个人创造精神的没落。哲学、戏剧、艺术等各个文化领域都失去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古希腊文化在繁荣时期闪耀着的光辉也就慢慢熄灭了。可见古希腊文化的繁荣是与雅典民主政治分不开的。雅典民主政治作为欧洲奴隶制上升时期的一种政治形式，虽然本身还存在着一些弊病和局限，但它的确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可以说，民主政治对于古代希腊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正是其文化艺术大放异彩的时代，这不是巧合。在民主政治下，公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充分的民主，每个公民都使国家的主人，能参与政事，发表政见或直接担当公职，而不是少数特权者手中的玩偶。文化都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文化的主人。
在民主政治的环境中，人们能够积极探索世界的奥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出关于世界本原的各种见解，出现了学派蜂起，百宗争立的繁荣局面。各个学派相互辩论，通过辩论去追求真理，由此造成了希腊文明的兴起。
民主政治不仅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了文化的性质。古典时期的文化主要是为公民集团服务的，其性质必然具有较多的民主性、进步性和群众性。因此，希腊的许多作品反映的是城邦政治理想和公民生活。“在希腊城邦中，自由的公民群众曾经为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对贵族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并在许多城邦取得了胜利。希腊城邦的文化反映了这一斗争，在很多方面代表胜利的自由公民的意识形态。”由于民主政治活动的需要，文化成了提高公民整体素质的重要手段。民主的社会生活对每个公民提出了很高的文化要求，要求“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一个缺乏文化知识的人，要想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是比较困难的。对公民而言，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活动，不仅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而且还是接受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城邦政府重视公民文化建设，经常拨付巨款修建各种文化艺术工程和资助文化活动的开展。重大文化节日被视为国家大事，作为政府首脑的执政官必须亲自主持。由此看来，公民政治与公民文化相辅相成，文化活动中有政治，政治活动中有文化，文化与政治不可能截然分开。
民主政治的发展激发了公民的主体精神。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城邦公民的参政意识、责任意识、集体观念、爱国主义都随之变得十分强烈和深入人心。公民们将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关心城邦的发展，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对公共事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文化建设方面，公民们积极地参与文化创作和文化活动，文化又服务于公民们的精神需求。雅典全盛时期的文化生活，比过去具有更为广泛的民主性质,最显著的是有 广泛自由公民群众参与的祀神庆典和戏剧活动。四年一度的雅典娜女神节，全体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每逢这个盛大的节庆，一连几天都要举行赛车、竞走、合唱舞蹈、音乐比赛和朗诵比赛。节日期间，常常是百工歇业，万人空巷，举国同庆，歌舞狂欢。如此开放的空气，欢乐的情绪，与其说祀神庆典是一个庄严的宗教仪式，不如说它是一种世俗性的自由公民群众的娱乐。戏剧在雅典的文化生活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伯里克利时期，看戏成为 一项每个公民必须参与的政治任务，政府发给专项津贴。所有公民乐此不疲，每逢演出，往往倾城出动，举市若狂。希腊城邦公民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戏剧，城邦的民主没有演戏是不可想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更是整个希腊世界的盛会，激烈的体育竞技，精彩的文化表演陶醉了整个希腊世界，希腊人始终为这项伟大的文化事业感到自豪。
民主政治的发展推动了教育的平民化，培养了理性科学精神。雅典每个公民都是国家所有公职的后备人选，这就要求公民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参政水平,因而普及平民教育也就成为基本国策雅典立法明确规定，父亲有责任让其子女接受适当的教育，否则，子女成年有权不赡养父亲。雅典男孩从7岁到20岁，要接受教育，学习文学艺术、音乐戏剧、哲学雄辩、体育竞技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接受作为政治家和统治者的预备教育，系统地学习道德知识和政治知识。古典时代，希腊“智者”游移各地，授徒讲学，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智者”们还经常在公共场所组织辩论探讨哲学、社会和人生问题,他们推动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在雅典，即使最贫穷的人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能够参加科学上和哲学上最微妙和最复杂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教育的普及提高了全体公民的素质，人们总能理性的判断事物，理性的去研究哲学和自然科学。古典时代的希腊科学家们抛弃了宗教神学的影响，坚持从物质世界本身去说明事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取得了不少堪称近代科学滥觞的成就，他们在其具体的科学研究成果上无不显示出科学精神的典范。
古典时代，希腊人更是提出了“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的观念，甚至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伟大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倡导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朴素的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希腊人认为，社会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中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个性、自由和尊严，人都是他自己内在因素的创造物。因此，希腊的艺术家们在观察生活或创造构思时，总是从现实出发，用全部的身心去研究自然与人本身。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充满了人情味，并且是美好的。例如，希腊雕刻家们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不乏达到极其完美之境的不朽之作。希腊雕刻以人体雕刻为主，人体雕刻大多是裸体的，并以体态健美，形象逼真和比例匀称为特点。在希腊人看来，人体乃造化之巅，是整个大自然辩证存在的一个最精致最巧妙的缩影，也是社会生活最基本最活跃的实体。肉体自有肉体的庄严，完全应该成为艺术审美的对象而艺术的最高趣味也是对肉体美的鉴赏和再现，结果人体成为希腊的中心艺术。希腊艺术把人本主义象征化，即把人视为宇宙中最重要的造物而加以赞美。
民主政治的发展营造了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在民主的氛围中，希腊人的思想言论和创作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大胆的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道德、风俗民情进行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尽情的抒发感情，或褒扬、或抨击、或歌咏、或讽刺、横议天下，无所顾忌。伯里克利曾说:“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希腊喜剧的繁荣很能说明问题。喜剧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和批判精神，其锋芒无所不及，城邦首脑、社会名流无一不在批判讽刺之列。有些作品尖酸刻薄，喜笑怒骂，触到了当权者的痛处。但是，城邦政府保护创作自由，从来没有哪一位剧作家因其创作而获罪在雅典，伯里克利将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文化事业，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他还关心并周到的照顾文化大师，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结为亲密的朋友。宽松的政治环境，优越的经济条件，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文化中心，希腊各地的众多学者文人争先恐后地来到这里观光、学习、从事学术活动或参加建设工作。至于雅典人自己，完全解除了思想禁锢，创作热情高涨,能够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一时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百花争艳，异彩纷呈，哲学戏剧、建筑、艺术、史学等各个领域，都硕果累累，成就辉煌。古典时代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主要是雅典人的贡献。
斯巴达的情况可以从反面作出证明。斯巴达与雅典同是希腊世界的奴隶制城邦。然而，斯巴达却始终只是一个军事上强大，文化上贫瘠的城邦，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斯巴达罪行的贵族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在斯巴达推行了一些列阻碍繁荣的措施。在斯巴达“谁也不许有着自己的喜爱来生活，在日阿门的城市里就像是在一个军营里。”由于斯巴达人没有独立的人格，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斯巴达人虽然也读书写字，但仅仅是为了满足生活中的简单需要。他们鄙视雅典的文化，把自己的保守无知视为优点。斯巴达的一个国王阿基达巴斯曾说：“我们贤明，因为我们没有受到太高的教育。”可见，斯巴达多么落后，这都说明了斯巴达之所以在文化上极度贫乏，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贵族寡头政治。
参考文献：
汪建武：《古代希腊文化民主性探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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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知识：
苏格拉底的死亡：民主政治的一个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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