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宜的土壤——独特的地理环境

古代希腊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东面的爱琴海和西面爱奥尼亚海的群岛和岛屿，以及今土耳其西南沿海，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东部沿岸地区。地小山多、海岸曲折、岛屿密布为其地理环境特色。作为古希腊文明中心地区的希腊半岛，其中部和南部以港湾众多、海峡连绵著称，为希腊文明提供了面向海洋的自然条件。就希腊陆地而言，则是山多土薄的贫瘠地区。无数的山脉和丘陵将希腊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陆路交通的极为不便和地域的分割，是促成希腊难以统一、城邦小国林立局面的重要因素。就地理整体上看，希腊世界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中心地理距离很近，易于接受两大文明的积极影响。可以说，在古希腊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地理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希腊半岛山岭交错，河流短急，又没有东方的大河流域和广大平原，这种各地近乎隔绝的地理多中心，决定了希腊的经济多中心。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了社会分工的基础。以希腊工商业城邦的代表雅典为例，雅典境内多山，土质贫薄，只有几片不大的平原和河流谷地适于种植谷物，农业相对斯巴达等城邦落后。山坡上适于栽种葡萄、橄榄等果树，山中蕴藏着大量的银矿、优质陶土和为希腊建筑所需要的大理石这有利于雅典人在农业基础上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同时，由于雅典所处的阿提卡半岛是中希腊和爱琴海世界联系的前缘地带，因而为航海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解决粮食危机，雅典大量输入谷物等粮食作物和其它原料，同时将自身的手工业品输往各地，有力的促进了雅典商品经济的发展。

 希腊绵延曲折的海岸线为希腊提供了众多的天然良港，在陆路由于为山脉所隔，而难以联系希腊世界的情况下，大海将它们联系了起来，并将希腊和世界联为一体。同时大海也成为希腊扩大生存空间的便利通道，促进了希腊早期的对外殖民和后来的海外贸易。这都促成了希腊大多数城邦由封闭的农业经济转向开放的商品经济。

希腊地理上的多中心决定了经济上的多中心，而经济上的多中心又决定了政治上的多中心。山脉纵横、岛屿众多的自然条件将整个希腊世界分为三百个左右的城邦。希腊城邦的一大特点就是小国寡民。最大的城邦斯巴达也不过8400平方公里，方圆90多公里，而且这是加上后来被斯巴达侵占的美塞尼亚（相当于斯巴达的7倍）的情况，人口总计约40万。雅典则只有2556平方公里。赫赫有名的科林斯只有800－900平方公里。彼奥提亚地区方圆50公里的土地上竟然有10个城邦。在福基斯，22个城邦仅占有1600平方公里的土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城邦的理想公民数量应当为5040，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城邦公民不应太多，应远近相望，里闾相逢，互知能力、品行和出身。以我们今天的尺度来看，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但在当时这样的认识却是颇为严肃认真的。

地理环境还影响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以雅典为例，在城邦形成之初，经济形式主要为农业经济，这使得占有广大土地的氏族贵族得以垄断政权。但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壮大，他们有着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联合同样受贵族压榨的无地和少地的平民，反对贵族政治，要求实现财富政治，废除债务剥削，集城邦全体的力量，扩大海外贸易。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已达到公开暴动的程度。当时雅典人基本按地理所在而分为平原派、山地派、海岸派。在社会变革的大势之下，公元前594年，雅典工商业贵族梭伦当选首席执行官，开始改革。后经过僭主政治，在经济上扶植下层平民的阶段，在新的阶级和社会基础上，雅典过渡到了民主政治。

与此不同，希腊世界的另一大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的斯巴达，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犹罗达河贯穿南北，适于农业生产；海岸线平直，缺少优良港湾，不适于发展商业和航海业。这种天然的农业优势，使掌握土地的贵族力量强大，而平民力量弱小，同时由于斯巴达社会生活的军事色彩，斯巴达在政治上长期是处于贵族寡头政体状态。

地中海对岸的埃及由于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的影响在文化方面的体现与希腊就有许多不同。古埃及东临红海，西接利比亚，南接努比亚（今苏丹），北濒地中海，与希腊隔海相望。全国沙漠占百分之九十六，人口集中在尼罗河流域，国家地理按尼罗河而分为上、下埃及。在古代，埃及实际上只有东北经西奈半岛到达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条国际通道，虽有航海活动，但对埃及影响不大，因此埃及比于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其三千年间较少受外族入侵，文化也一脉相承，未有大变。由于埃及是农业国，要求对尼罗河泛滥和因此而导致的田界改动等生产实践中的有关事例进行测量，计算。于是在文化成就上，埃及主要体现为实用科学的成就。在艺术上也以规模宏大的建筑为主要体现，作为埃及文化成熟标志的金字塔，之所以能在埃及而不在希腊出现，地理环境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

埃及是典型的东方大国，与希腊的分散性相反，表现为大范围内的聚合性。尼罗河冲积平原使得土地肥沃，为了农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这有利于促成负责水利的集权产生，从而产生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而这种集权帝国由于地理因素、经济上的封闭性和政治上的限制，在文化上缺少创造力，三千年来，并未有大的变化。到后埃及时期，文化趋势愈加保守，只想复古，不求创新，到希腊罗马统治时期，象形文字也变为死文字，文明传统由此断绝。

地理环境还影响着希腊人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性格。境内生产色泽美丽质地坚硬的大理石与精良的陶土，为发展建筑、雕刻和制作陶器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希腊属于亚热带地区，全年阳光充足，适应户外活动，特别重视体育锻炼，运动员裸体参加运动会，形成全民对人体美的强烈爱好。这些对古希腊文化艺术成长和发展带来了有利的因素，而且影响着其文化的形式。

地中海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希腊人的乐观心态和自由精神。文化是人创造的，任何文化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放性。文化的开放性首先体现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放，而乐观心态和自由精神则是民族文化心理开放性的主要表现和前提。一个民族的乐观心态、自由精神,往往深深地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地中海那海天一色、碧波荡漾、千帆竞发的美丽风景,使得身处拥有美丽阳光、沙滩、海浪的古希腊人欣然自得，心旷神怡。他们热爱大自然,热爱大海，崇敬海神。大海使四海为家的希腊人胸怀宽阔，精神乐观，生活浪漫。“他们可以自由地不受人为限制地四处漂泊，施展抱负。他们意识到了“独立”、“自由”的价值。希腊人崇拜爱神和美神，正是美丽的地中海的精神产物。

地中海美丽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希腊人积极的人生态度。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民族文化开放性的重要前提和表现。地中海那风和日丽、阳光和煦的宜人气候，陶冶了古希腊人悠闲舒畅的心情，他们尽情地欣赏美丽的风景，从而造就了希腊人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发了他们热爱生活、崇尚自由、创造美好人生的心理特性，进而激发他们积极地创造文化。

发达的航海事业开阔了希腊人的眼界增强了希腊人的文化交流。文化的开放是全方的、立体式的。交流是开放的重要表现和途径，交流就无所谓开放。自古以来，希腊人以善于海而著称，被称为“海上民族”、“航海民族”。众的良港，使希腊人循着大海寻找他们的生活空和生活材料，发展他们的经济。四通八达的海上交通更是便利了古希腊人同周边地区的交往。而希腊人则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这一厚赠，极地同周边地区进行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频繁的交流中，希腊人锤炼了吸纳、融合其他民族化的能力。这其间，也就大大地开阔了希腊人眼界，扩大了希腊人的精神领域。历史坦诚地诉我们，创造希腊文化的主体，正是这些四海为的航海人。

地中海是大自然给古希腊人的厚赠。大海赋予了希腊人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赋予了希腊人发达的航海事业，赋予了希腊人典型的海洋文化和独特的民族特性，使古希腊的文化特质具有高度的开放性。正是因为有了高度的开放性这一文化特质，使得古希腊文化得以大力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要素，博采众长，青出于蓝，取得辉煌的成就。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很难想象，没有地中海，会有荷马史诗《奥德赛》；没有优质的大理石，希腊人会有精湛绝伦的雕刻艺术；没有宜人的气候，会有希腊悲剧艺术的繁荣”。

希腊的土地总体来说是贫瘠的。柏拉图在《克里提亚篇》中对阿提卡作了有趣的描述。他说，阿提卡只是过去的一个骨架，“因为它从大陆远远地深入大海，像一个悬崖”，“周围的海很深”。阿提卡犹如一具身体被疾病耗干的骨架。这种环境决定了希腊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它让希腊人靠很少的设施就能生活。贫瘠的土地根本不值得精耕细作，因此希腊人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如果说希腊人的闲暇是来源于奴隶所创造的财富，倒不如说是源于他们简朴的生活作风。闲暇培养起了希腊人热爱户外活动和公共活动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用大量的时间来与伙伴们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以此培养才智，增进礼俗，很少有哪个民族像希腊人一样酷爱交谈，谈话就像呼吸一样对希腊人不可缺少。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才能够仅凭在街头与人谈话就改变人类思想的潮流。他们不介意高雅者与粗俗者的差异，在市场、柱廊、竞技场、政治集会、剧场、诗人吟唱会、以及宗教仪典上举行各种露天的、完全公开的活动，而这一切都是城邦民主，尤其是像雅典那样发达的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